【“国学与当代文化自觉”学术研讨会】收录:《对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探究
来源: 国学会秘书处   发布时间: 2013-11-29 10:48   2434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本文借助“先秦易理”,探讨了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结绳纪事与伏羲画卦、仓颉造字与文王演易、诸子百家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中华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和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

《对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探究》

张吉华

中山市国学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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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提纲:

引言

一、结绳纪事与伏羲画卦

二、仓颉造字与文王演易

三、百家争鸣与文化传统

 

内容提要:

本文借助“先秦易理”,探讨了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结绳纪事与伏羲画卦、仓颉造字与文王演易、诸子百家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中华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和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

 

关键词:

    先秦易理、结绳纪事、伏羲画卦、仓颉造字、文王演易、诸子百家、文化传统

 

引  言

中华文化源自远古先民“结绳纪事”的文化活动,这个文化活动蕴涵着人们“倚数类象”地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是以“类象方法”建立起定性概念,以“数理形式”演绎着推理关系,以“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知方法,由“形下”而“形上”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数理逻辑思维,并在“依数类象思维过程中,形成了阴阳道德两对核心概念、基本范畴这个思维方式既是一种逻辑形式的推理,也是一个思想内容的演绎,既可名之以“象数思维方式”,也可曰之以“易理思维方式”。

这个象数易理思维方式由于产生于先秦时期,权且名之以“先秦易理”,它与自汉易开始形成的“传统说易解卦方法”不同,不仅是一种倚于“二进制数理”、基于“爻动数进”的“倚数类象”说易解卦方法,更重要的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论、世界观,中国传统文化自始至终都受它的制约、规范、影响。

本文借助“先秦易理”这个象数易理思维方式,拟从结绳纪事与伏羲画卦、仓颉造字与文王演易、诸子百家与文化传统各个历史发展节点,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和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结绳纪事与伏羲画卦

周易·系辞传》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随后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前者是说远古社会文化始创中的“结绳纪事”与后世文字使用中的“书契”有着内在的先后演变关系;后者是言作为《易》之初级形态的“八卦”文化,大约早在原始社会的伏羲氏时就有了。

一个“易”字直指“玄机”,从表面看可指“结绳”与“书契”之间转换表现形式而“变易”的关系,从实质言可指“结绳”与“书契”之间依其内在的逻辑演绎而“变易”的关系,即“后世圣人”以“上古结绳而治”的内在“数理逻辑”,以“易”之方法书画契文。

上古之时怎样“结绳纪事”?于今之人已难说清楚。一般认为是打绳以“结”,以“结”计数,而实际上完全可以结绳以“圈”,在“圈”上挂物以纪事,前者相当于后世的“刻字印刷”,后者相当于革新后的“活字印刷”。毋庸置疑,后者在“纪事”活动中更具有灵活性,其“结绳”之物更具有工具性,其“结绳”之事更符合人类主观思维的创造本性。

然而,包牺氏“始作八卦”,是“结绳以挂”,还是“书契以画”,《周易·系辞传》并详细交待。若是“结绳以挂”,则说明“结绳纪事”方式原本就蕴含“八卦”的数理思维;若是“书契以画”,则说明“结绳纪事”与“始作八卦”有着内在的先后演变关系。无论是“结绳以挂”,还是“书契以画”,二者尽管在形式上有较大差别、在时间上有较大跨度,但在内容的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都是以一定“数理逻辑方式”或“结绳”或“画卦”,而“挂”与“画”只是在思维方式表现上的先后继承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说文解字》释“挂:画也”,释“卦:筮也”,“挂”与“卦”虽音同形近,但却是内容不同的两个字。《说文解字》将“挂”与“画”等同,把它们捆绑在一起,说明这两个字一定有着某种内在的关系于此而言是指结绳以挂”与“书契以画”具有内容上的一致性。应当说,从“结绳以挂”到“书契以画”再到“始画八卦”,说明由“挂”之“画”到“画”之“卦”的相关性,即“挂”与“卦”的相关性,这个文字含义上的“挂”通变过程,有力地说明了“结绳纪事”活动内涵“始画八卦”的思维方式、演绎逻辑

对于“结绳以挂”,后世易人不便考察,而对于“书契以画”,后世易人容易获得证据故而后世易人多以“书契以画”认定,并直言其“伏羲始画八卦”,或“伏羲画八卦”。

“八卦”的数理基础是二进制数,“伏羲始画八卦”不能仅仅是仰观俯察的单纯“观象”,必然以二进制数理统率所“观”阴阳之“象”,将“象”与“数”结合起来才成“八卦”之体,而这便是“八卦”之“易理”了。换个角度言,远古社会的“结绳纪事”形式必然内涵着二进制数理,否则伏羲氏无以“始画八卦”,或曰“伏羲始画八卦”便成无源之水、无理之画。

“结绳纪事”是远古社会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是先民们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创造,不能简单地看着只是记几个数、记某个事,而怎么“记”,以何种方式、何种方法来“记”,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结绳纪事”既可是以表“事”,也可是以述“理”,《周易·系辞传》言“结绳而治”而不言“结绳记事”,说明“结绳”里面包含着古人作事的方法、思维的方式,否则后世之人无以“易之以书契”的。

从《周易》内涵的二进制数理来看,从古人作《易》的“倚数类象”方法来看,从“伏羲始画八卦”的文献记载来看,推定远古先民“结绳纪事”内涵着“二进制数理”的思维方式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原始社会之“结绳纪事”应是“易理思维”的源起之处。

遗憾的是,无论是现存的古代文献,还是众多的考古资料,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明“结绳纪事”内涵二进制数理,但我们可以从《周易》的“象数思维”中、从“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中去寻找线索,从我们的象形文字草创中、汉字形义结构中去获取答案。

由“结绳纪事”而至“始作八卦”,既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传承”,也是一种文字的草创、一种文化的发展;中华文化的发展由“纪数”而至“书文”,由“数理思维”而至“文义思维”,是一个自然的文化史发展过程。人类思维方式的“传承”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规范”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演变轨迹,中国原始社会之“结绳纪事”方式向着“易文化”方向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的文化发展逻辑性的。

 

二、仓颉造字与文王演易

近代考古发现了3600多年前商朝的甲骨文、约4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陶文、约7000年前至10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质的龟骨契刻符号,说明中国的文字起源很早

史有仓颉造字之说,相传黄帝时期的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西晋·卫恒《四体书势》。《旬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仓颉怎样造字?史书《通鉴外纪》云:“仓颉见鸟兽之迹,体类象形而制字。”《说文解字•序》在言及伏“始作八卦”、神农“结绳为治”后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言仓颉“见鸟兽之迹”而“体类象形”造字,是指仓颉造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中的方法,这个方法中的原理,史书上并未有详细的说明,只是有一些隐喻性的记载。古文《河图玉版》载文说:“仓颉为帝南巡,蹬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黄氏逸书考》辑《春秋元命苞》云:“仓帝史皇氏,……生而能书及受河图录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

“河图”、“洛书”内涵阴阳数变原理,与易卦相关联,易之理基于二进制数,是一种数理逻辑方式、方法,故仓颉造字之法应与远古先民“结绳纪事”与“伏羲画卦”的“先秦易理”有关。仓颉见鸟兽之迹”而造字,是指其汉字之大体形态,由纹路线条组成,“体类象形而制字”则是指所创方块汉字中有内在原理,文字纹路线条中有“体类象形”的原则、方法。所谓“体类象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依葫芦画像”,内中应有纹路线条组成的规则、规范,体现出一定的方法、原则、原理。

在《说文解字》序文中虽对所言“六书”之法的“指事”、“象形”、“会意”三个基本方法有所阐述,但简单肤浅,主要从日常概念角度释义,未对造字构形原理作深入的说明,如释“七:阳之正也”,释“八:别也”,就无法以通常概念去理解,而必须从易卦原理角度去理解。因而仓颉造字内涵的先秦时期的易理方法,只是后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日用而不知”未直接提及而已。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指出:......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鲁迅先生这段话,说明了所谓“仓颉造字”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而文字的实际创造是一个社会的集体劳动,必然与一定社会特定使用的“思维方式”相关联。

结绳书契,仅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同,仅说明文化手段的演变,其内涵的人类思维方式、社会文化精神乃是一脉相承因此,结绳纪事内涵的二进制数理,到了书契时代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一方面是用二进制数的进退之道“始画八卦”,进一步发展了易理之思,一方面又运用八卦之画而草创了文号,开始创造了文化之形。

应当说这“始画八卦”本身就是在述说“文字草创”的历史事件,所谓“八卦”之名只是后世“文王益卦”之时,人们在追溯“易卦”起源时的托古之说,伏羲时期虽有“书契文画”之事,但并无“演易益卦”之形,是后人用当世的概念名称述说前人的历史事件,这也恰好说明了仓颉时代“文字草创”与西周时代“文王益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试比较规范化符号的“易理八卦中文数符”之间的关联情况,如图:

卦符号

 

 

 

 

 

 

 

 

 

 

 

现代中文

0

说文篆体

 

 

 

 

 

 

 

 

 

 

 

甲骨文字

 

 

 

 

 

 

 

 

 

 

 

 

 

 

 

 

 

 

如果说数符一、二、三、四有笔划数之痕迹的话,那么自数之后,数符卦图及其二进制数理的关系就更加明显了

甲骨文“”为“ 、 ”,《说文》篆体为“”,“八卦爻符为“”。《说文》云:“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又云“午:啎也”、“啎:逆也”。于爻卦言,指爻卦上爻为阳“一”,下爻也为阳“一”,中爻为阴,上为天,下为地,上阳爻动进入下,下阳爻回蓄于上,乃阴阳在天地间之中爻位“交午”之象。“午”为逆之义,喻易卦阳爻回蓄之象,此处既“五”之数符是因为阳爻回逆蓄阳而得了上阳爻,又指下位阳爻继续回蓄牵动了上位阳爻动下而形成两阳爻“交午”于中爻位之事数之爻卦特点是上爻动进、下爻回蓄,交合于中爻位,故甲骨文又将之数符直接简写为“”,紧扣卦画中的动进回蓄特点,因而“五”之数符最能表示其象数易理的动回蓄之义,故“五”被尊崇。

甲骨文“六”为“”,说文篆体为“”,八卦爻符为“”。甲骨文“”,上小下大,上虚下实,表示爻卦二阳在一阴之下。《说文》云:“六: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从入从八爻卦言,二阳爻一旦回蓄,将变为上中下三爻皆阳,阴爻则无立脚之地,故言“易之数”乃“阴变于六”。三爻皆阳为数之“七”,三阳并进,阳进阴退,又将全数转阴,其数为,故言阴之数“正于八”。“八”为六爻卦体,其上体卦乃三爻皆阴。“从入从八”者,是说文》篆体之构字,也指数进之“变于六,正于八”。

甲骨文“七”为“”,说文篆体为“”,八卦爻符为“”。《说文》云:“七:阳之正也;从一,微阴从中邪出也爻卦,三爻皆阳,故“阳之正”,然三阳动行,由“七上八下”之体,经“七颠八倒”之后演变成“七”之数符形状,“从一”示阳爻动行,“微阴从中邪出”阳爻动行的阳进阴退之事。甲骨文“”表示爻卦“”之三阳爻向下并进,后来《说文》篆体数符“七”将“”改为“”,说明三阳向前并进而有阳进阴退之事。

三画单卦最多为八卦,数符只能自”。甲骨文将二进制数理下产生的“写作“,与后来十进制数理下产生的“十”相似二进制数之“”产生在前,表示易卦爻画之阳已全已满已到位,十进制数之“十”产生在后,摸仿前者表示数符之数已全已满已到位,为了二者不相混淆,故后世篆体之数符“七”将“”改为“”,表示在十进制条件下三画卦“”之后仍有六爻卦向前(下)的爻动数进。

伏羲“始作八卦”并非局限后世所言“八卦”之义,它标志着中华民族“易理思维方式”的形成,也标志中国文化开始了自己的文字载体从而象数思维式用有型的文字符号固定下来。结绳纪事”开始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孕育,伏羲“始八卦”标志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成型定势周易·系辞传》关于伏羲仰观俯察、始作八卦的述说,实际上是关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起源宣言。

如果说,仓颉造字是远古先民运用象数易理思维方式书文契字的话,那么西周“文王演易”则是运用象数易理思维方式在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前者表现的是中华文化的一种承载形式,后者表现的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运用方式。

《史记·自序》记载“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其《周本纪》又云“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是记历史大事纪的,浓墨重彩地明记西伯王“拘而演易”,说明“拘而演易”事件一定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

殷商末年,纣王暴虐,社会停滞,思想僵化,一场“武王伐纣”的改朝换代争战,促使整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在文化领域,周文王“拘而演易”为殷商的灭亡、周朝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文王卦”的意义,并非只是用“筮卦形式”代替“龟卜方式”,也并非只是简单地运用“吉凶悔吝”的占卜取向,借以体现社会变动中的忧患意识,更重要的是这种“演卦”活动所带来的“新思维”,以及由此对社会的影响、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冲击。

随着易卦筮占活动的兴起与普及,促使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易文化”逐渐形成为一种大众性的、系统性的“易理思维”。这种“易理思维”一旦成为社会化的“思维活动”、“思想运动”,成为人们认知主客世界的“思维方式”,必然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着人们的思想创造活动,从而成为西周初年“思想解放运动”的催化剂。

    西周时期积累起了大量的卦爻辞”。“卦爻辞的逐渐累积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以其“象数易理思维方式对社会生活进行新思考,通过广泛的易卦筮占活动对社会认知观念、理念、概念注入卦爻辞”中,使卦爻辞成为人们观察对象、认识世界的第一手资料记录。在筮占活动中,卦爻辞虽以占筮断语形式出现,却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写照,“筮占之辞”与“义理之思”在人们的社交活动中交相推动、互助补充,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这也难怪后世易人将卦爻辞当作经文,并不断地从中吸取思想营养

从“结绳纪事”的数理思维方式,到“始作八卦”的书契表达形式,无疑是“易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飞跃;从“始画八卦”再至六爻卦的筮占活动,又不知经历了许多不为今人所知的文化演变。但《易》之形成,不仅有其“形”,还有其“神”,不仅在于“易卦”体的形成,更重要的是“易卦”中“易理思维”的运用与完善。“文王演易”不仅是“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更重要的是将“伏羲八卦”推陈出新、演绎“易理”、创造“新思维”。

因此,“文王演易”是自“结绳纪事”以来对“伏羲画卦”的再一次超越,是在“仓颉造字”基础上对中华文化思想意识的夸越式发展,因而成为中华文化象数易理思维方式成熟的界标。

 

三、诸子百家与文化传统

“文王演易”带来的文化思想冲击,经过西周社会的酝酿、春秋战国的洗礼,引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使基于象数易理思维方式的中华文化从形成、发展走向了成熟。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依托于易理的象数思维方式,因对自然的阴阳关系看法不同而观点各异,因对易卦的爻动方式解读不同而自成一家各家从易理的象数关联论及事物的动变因源而引伸出主客关系,进而因“名实之辩”而激荡“百家争鸣”然其百家之说十家之数《汉志》记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且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在易卦中,儒家重阳因而重德,认为阳动阴静、阳尊阴卑是故儒家以阳进为礼,阴纳忠,阴阳相成为信,礼忠信合而为仁。仁之本,乃阳德之回蓄与动进;成仁之功,乃阳德循道之行。道之本是阳爻动进回蓄之轨迹,具客观之规律性;德弘道是主观之能动性,主观见之于客观而曰仁。本于道,动于德,成于仁。道之动进回蓄乃儒家之追逐目标,德之积极进取乃儒家之君子品格,仁之阳进化阴乃儒家之社会理想。在主客关系中,儒家虽志于道据于德,重主体精神,把德看道之性,把道作为德之动,主张修身进德立业,积极入世弘道,体现出一种基于象数易理思维方式对人生意义的价值追求精神。

老子《德经》运用易卦阳爻动进方式的另类解读,针锋相对地对儒家崇德进取思想进行了否定,将德与道之主客关系突显出来,阐述了道家重道之客观性的思想。道家理念虽仍基于“先秦易理”的象数思维方式,但不同于儒家着眼于阳爻动进、转阴为阳之取向,而是着眼于阳爻动进过程的阳进阴退方式。道家以其阳进遂亡,引伸出阳爻无为而阴爻自化转阳的观念,推论出阳爻数进非是主观自为,而是客观数理法则使然的结论。因此,道家认为阳爻无为而治、阴爻自化柔弱胜刚强,主张道法自然,遵循阴阳变化的客观自然规律性。

虽然儒道两家对“道德、仁义礼忠信”等概念的义理诠释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相对,但儒道两家珠连壁合,既全面地体现了象数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又各有侧重地反映着人们运用象数思维方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以及处理主客关系的价值取向,演绎出相反又相成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因而儒道两家遂成为中国千百年来文化传承中的两大基本流派,儒道互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孔子首倡正名是基于对易卦中阴阳关系的解读,认为阳而阳化阴是将阴之名更为阳之名这是儒家扶阳抑阴、重阳德进取理念之起始点。孔子正名是为阳爻正其名,阳入阴位是为,新阳生成有其,故而来。然是阳动行为之主观而,还是阳进循道之客观而,这个主客关系问题则进一步引出诸子各家名实相应之辩。

诸子百家依托于象数思维方式而宏论天下先秦文献普遍内涵着象数思维,象数思维是那个时代人们普遍采用的思维形式,是百家学术的基础、“百家争鸣的依托,是人们判定学派观点、理念的基本依据。象数思维方式源于远古先民结绳纪事的文化初创,以其倚数类象方法、主客关系理念、阴阳道德范畴酿造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独有发生论

所谓百家争鸣,实质上是人们依于象数思维方式对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不同观点碰撞。百家争鸣看似纷纭繁杂,其实也就是围绕阴阳类象、进退数理、主客关系三个方面在辩殊立学。儒家尊阳、主阳进、崇主观性道家贵阴、言遂亡、重客观性其余诸子或傍儒或偏道,抑或儒道蓄,以其某一显点而成其一家。由此可见,儒道互补是象数思维演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走向,是象数思维的思维定势,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形成发展的逻辑自律。

中华民族从结绳纪事伏羲画卦逐渐形成了象数思维,仓颉造字是象数思维对文化之形的创造,“文王演易”是对象数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是用已创造出来的文字表述其这个思维方式,而百家争鸣则是更多地运用这思维方式处理主客关系,建立相应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因此,“诸子百家”是古老的传承者和弘扬者,“百家学说”是先秦”在那个时代展现出来的恢弘内,因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成为中华文化的形成标

中华文化的“象数易理思维方式”谱写了《周易》《道德经》交相辉映的经典文献,演绎阴阳道德的文化精神,构建着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之所在。中华文化打造的阴阳和谐义理、道德追求精神,与当今中国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主导思想、时代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所形成的民族精神,必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积极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〇一三年十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