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民族复兴与儒学的当代价值
来源:    发布时间: 2015-11-24 10:00   1047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2015年11月23日晚,由中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与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生工作处、校团委共同主办,中山市国学促进会及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承办的“鹰唛”中山市第二届国学文化周公益活动之名家讲座《民族复兴与儒学的当代价值》在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厚德楼A101顺利举行。


2015年11月23日晚,由中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与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生工作处、校团委共同主办,中山市国学促进会及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承办的“鹰唛”中山市第二届国学文化周公益活动之名家讲座《民族复兴与儒学的当代价值》在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厚德楼A101顺利举行。李存山教授从民族的复兴之路与儒学的当代价值两大方面进行探讨,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与常”的关系。


“鹰唛”中山市第二届国学文化周公益活动之名家讲座《民族复兴与儒学的当代价值》在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厚德楼成功举行。

一、民族的复兴之路

      “数天前国学会给我定的这个题目,叫做《民族复兴与儒学的当代价值》,这个题目比较大,不过我们可以就题目发挥。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民族复兴。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一个‘复兴之路’的展览,这让我想到,实际上从儒学看当代价值,要先从民族的复兴之路过程看起。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读史使人明志。“


       李存山教授引用冯友兰先生在1946年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所作的碑文:”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谈到,冯友兰先生其实讲的就是”旧邦新命“问题。”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比如美国很强,但是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兴而不古;像希腊罗马,有很长历史,但是” 有古而无今“,而只有我国的传统文化,亘古亘今,相传数千年没有中断。《诗经·邶风》有云:“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结合中华文化,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中华文化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和中华民族的心里能够产生,它一定和我们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与我们民族的性格有着密切联系。这就是“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再一个”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意思就是说能够长久地存在、延续和发展,一定有它内在的精神动力、内在的根据,所以说我们可以从中华文化的” 亘古亘今“中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力。


讲座举办地点厚德楼A101内座无虚席


      李存山教授提到,冯友兰先生在1982年到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所作的答词:“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 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


      如果民族的发展道路是一帆风顺,那就没有“复兴” 的说法,实际上,我们民族还是走了很多曲折消长的弯路。冯先生有提到“绍汉唐之余烈”,为什么不说“绍宋明清”之余烈呢,证明我们中华文化还是有由兴盛到衰落这样一个过程。李存山教授为我们大致回顾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分别是:(一)“汉唐雄风”;(二)“造极于赵宋之世”;(三)宋以后中、西综合实力的消长;(四)明中期以后中、西文化的初次接触;(五)“礼仪之争”,中西接触中断;(六)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危机。


      他继续回顾历史,说道,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的交手中,中方开始处于劣势,1840年之后,就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那如何去应对这个变局,这又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首先魏源就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的兵器、船炮军事等方面;第二步就到“洋务运动”,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段话实际上就是最早表达“中体西用”的概念。以中国原有的伦常为根本,学习西方技术为辅。进一步地发展到以郭嵩焘、张树声、郑观应三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体有用”,中国不能“遗其体而求其用”的思想。在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时任两广总督的淮军将领张树声病逝前,在《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具有本末······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自序”中引用了张树声的这道《遗折》,认为此“诚中的之论也”。“ 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


      等到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们管之前是器物层面的变革,甲午战争之后,就到了在制度层面与观念层面的变革。第一个就是“立议院”“改学制”,如戊戌变法,1902、1904年的学制改革。制度层面势必引起观念层面的变革,进化论和“哲学”学科,及其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的冲突就在此出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明纲”等严复的“标本并治”针锋相对。王国维对“哲学”的深刻理解等等。再一个,就是晚清“立宪”改制的失败,辛亥革命废除帝制。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君主集权制国家,而辛亥革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废除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孙中山曾说过“从此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所以说,君主制一去不复返。辛亥革命以后的复辟与反复辟,共和与假共和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李教授认为,影响了对孔子、对儒家学说的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从1915开始,陈独秀说:“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此绝对不可能之事” 。意思就是,你若是固守孔子那个“君为臣纲“,那在民主共和的大趋势下是不合适的,李教授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运动的起源,就是针对当时的” 复辟“,他们要为当时的民主共和提供一种新的伦理思想,因此把矛头对准儒家思想。



李存山教授回顾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胡适当时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李存山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哲学”这个学科的引进,如果还是”经学“的思维方式“,就没有这个重新评估价值。这里就是说儒家学说还有没有价值不在于你排斥其他学说,而在于评定古代的纲常理论在今日还有没有价值。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儒学的当代价值,怎么讲儒学的当代价值,我们不能按照以前的经学思维方式,还是要判定儒学在当今还有没有价值。”


       李存山教授又谈到李大钊,李大钊本来主张以俄罗斯文化为媒介而实现“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但他在接受了唯物史观之后,对它简单化、机械化的一个理解就是强调: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儒家道德已经完全不适应工业社会的“上层建筑”,道德同宗教、哲学一样“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当“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时,“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李存山教授点评道,五四运动带来了民主与科学,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五四运动只强调“变”,儒家道德随着上层建筑变动而过时,这又是它的局限。


       再次回顾历史,中国经历抗战胜利,“南渡北归”,在联合国中大国地位的确立,国共内战,1949年实现国家独立、民族统一等等巨大变革。抗战胜利对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 “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有了新的思维方式,就有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邓小平“南巡讲话”,蓬勃发展市场经济,所以李存山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华民族真正开始走上复兴之路。


二、儒学的当代价值

      那儒学还有没有当代价值?是不是像陈独秀所说,在古代有价值在现代就没有价值了?李存山教授答,不是。他引用冯友兰先生的话:“阐旧邦以辅新命”。《新事论》之“辨城乡”:清末以后“中国人遇见了一个空前底变局”,西方列强因为有了工业革命,它们那里的人成为“城里人”,而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人成为“乡下人”。“这是中国人所遇到底,一个空前底挫折,一个空前底耻辱。” “东方底乡下,如果想不靠西方底城里,如果想不受西方底城里的盘剥,如果想得到解放,惟一底办法,即是亦有这种底产业革命”,也成为“城里人”。


      冯先生说出了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但是在我们成为“城里人”,我们又如何“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


      李教授说道,我最近在“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说:“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还要以乡村为基础、为根源。在中国,乡村是城市的“根”,乡下人是城里人的“根”,乡村儒学是城市儒学的“根”。如果乡村的“根”枯竭了、枯萎了,那么中国城市的“主干和枝叶”也会枯竭、枯萎。我们还要走城乡协调、共同繁荣的道路。“他认为,中国文化还是和乡村有,密切联系的,如果我们的乡村成了文化上的荒漠,凋敝得很厉害,那么我们工业化的发展也会成为一种异化的发展。再一个是“同一性和个性”,如果我们没有保持我们的民族认同的话,对中华民族来讲也成为异化。所以我们还是要讲冯先生的“旧邦新命”,“ 新命”就是实现现代化,但是“ 旧邦”就是要保持我们的同一性问题。


      从理论上分析地更加透彻的,李教授认为是张岱年先生。张先生在《西化与创造》(1935)一文中说:“惟用‘对理法’,然后才能见到文化之实相……“这个对理法就是辩证法。”“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李存山教授认为张岱年先生对文化进行了很精辟的表述。这里讲了三对关系,第一对就是“整与分”的关系,“整“就是文化的系统性,”分“就是组成文化系统的因素的可析取性;“变与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变动性而”常“就是文化的继承性、连续性;“异与同”,“ 异“就是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与” 同“就是在各民族文化中蕴含的世界性、普遍性。这三个矛盾都非常重要,但李教授认为“变与常”的问题才是核心。



听众积极向李存山教授提问


       孔子曾经讲过一段话,这段话是说明文化中的“变与常”的。在《论语·为政》里,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讲的“因,就是相因继承,就是文化的延续性继承性,文化之“常”;损益,就是减损和增益,就是化之“变”。


      张岱年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1933)一文中说:“文化以生产力及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力发展到一新形态,社会关系改变,则文化必然变化。” “中国的旧文化既不能保持原样,那么,是否就要整个地将其取消呢?将其扫荡得干干净净呢?不!只有不懂唯物辩证法的人,才会有这种主张。” “文化在发展的历程中必然有变革,而且有飞跃的变革。但是文化不仅是屡屡变革的历程,其发展亦有连续性和累积性。在文化变革之时,新的虽然否定了旧的,而新旧之间仍有一定的连续性。”这就是文化发展的“变中有常”。


      张先生在《道德之“变”与“常”》(1933)一文中说:“道德依时代而不同,随社会之物质基础之变化而变化;然在各时代之道德中,亦有一贯者在”,“旧道德中有虽旧而仍新者存:于此当明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


      恩格斯晚年(1890年)在一篇书信中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


      针对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理解,恩格斯说:“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


在座学生向李存山教授提问


三、继承“常道”,实现“新命”。


       李存山教授认为,习近平主席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讲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2013年8月、11月都强调了“四个讲清楚”,即:“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李存山教授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 “三纲”之说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而作的一种“损益”,是“变”而不是“常”。对“纲常”应该作分析,李教授赞成“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的观点。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指:先秦儒学与秦后儒学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用以上标准为判据,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


       李存山教授讲:“习近平主席说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对中国文化'常道'的一个集中概括和表述。因此,我作了《新三字经》,以《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书名出版。”


      “我们说,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讲'常道',这个常道就是我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又要'通古今之变'。"李教授认为,从1840年以来,起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是最为重要的:


       首先是在社会经济方面,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已经转变为以工商为主的市场经济;第二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从君主制已经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第三是在教育制度方面,从服务于君主制的科举制已经转变为服务于社会多种需要的现代教育制度;第四是在思想观念方面,从经学的“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已经转变为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



中山市社科联胡波主席发言


      我们要知常知变,知古知今。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中庸》:“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李存山教授最后总结道,只有知常知变,知今知古,才能知道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什么,如何与当代社会的“变”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我们应该减损什么,增益什么,这样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庸》说:“仁者人也”。儒学的根本就是如何“做人”的学问,“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山市的“全民修身”活动,确实抓到了根本。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也都要以“修身”为本。我们要实现现代化的“新命”,就必须协调、适应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同时也要转化或优化这四个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如:市场经济中的义利关系、城乡关系问题;民主制度中的“民本与自由”的问题;教育制度中的“明体与达用”的问题;思维方式中的“经学与哲学”的问题。另外还有国际关系中的“天下观与民族国家”的问题,等等。


      李存山教授演讲结束后,中山市社科联主席胡波作活动总结发言,他说到中山市第二届国学文化周公益讲座进入了学校,这是他曾工作二十多年的地方,深有感触。李存山老师为我们中山文化建设提供很多优质资源,包括今晚的深度学术讲座;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是艺术学院的学生,艺术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深的关系。今晚李老师的讲座对我们自身的以传统文化来修身做人是非常有帮助的,李老师从历史角度回顾我们中国儒学的发展,以及它面临的问题还有儒学的本质问题,从哲学角度思考儒学“变与常”的问题,我相信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时代下,让大家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是非常之有意义。


      出席本次讲座的有中山市社科联主席胡波,中山市国学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山校友会会长宁淑娟女士,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兼校团委总书记白晨先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部书记李朝晖等。


中山市社科联胡波主席(左)及中山市科协秘书长海春生先生(右)出席讲座现场


中山市国学促进会副会长宁淑娟(右)聆听讲座



中山市国学促进会秘书长潘冬晖出席并主持讲座

(备注:上述文字由中山国学堂慧浈整理,尚未经李存山教授审核。)


★ 名家简介★


李存山,1951年生于北京市,河北衡水人。1978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和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到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曾任哲学编辑室主任、杂志社副总编辑;2001年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现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并《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专业委员会主任。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5年10月当选为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会副会长。